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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章（第1页）

共和制&ot;公&ot;与&ot;共&ot;的性质，决定了它的特征必然是&ot;和&ot;。

也就是说，在共和政体下，参与政治事务和处理政治纠纷的方式，必定是和平的，也必须是和平的。

因为按照共和体制，任何人都完全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比如竞选）获得执政的机会，这是他们的正当权利。

当然，他们当不当得上，是另一回事（也未必一定要成功），但可以想，可以争取，而且有希望。

有希望，因此不必武装起义；有权利，因此不能暴力镇压。

政权的交替既以和平的方式进行，朝野双方能做的事情，也就是和平共处与和平竞争了。

故&ot;共和&ot;者，必是因&ot;共&ot;（共有、共享、共治）而&ot;和&ot;（和平、和睦、和谐）。

这样一种制度和传统，是中国古代史上前所未闻，从未有过的。

不错，我们是有&ot;天下为公&ot;的说法，而且被视为最高政治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可惜它只是理想，不是现实，而且是一种对原始社会并不完全准确的远古回忆，正所谓&ot;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ot;（毛泽东《贺新郎&iddot;读史》）。

即便是事实，也与现代意义上作为共和前提的&ot;天下为公&ot;相去甚远。

共和制度讲的&ot;天下为公&ot;，是指政权（国家权力归公众所有）；帝国制度讲的&ot;天下为公&ot;，则是指产权（土地资源归国家所有）。

产权是不能全部归国家所有的。

因为一旦如此，那么，谁掌握了政权，谁就占有了一切，就像历代王朝的皇帝或朝廷那样。

一个人，或一个团体，一旦占有了一切，他还愿意和别人共享吗？不可能。

因此，传统意义上的&ot;天下为公&ot;，是不可能导致共和的，事实上也做不到。

当然，&ot;公天下之端&ot;一定要被说成是&ot;自秦始&ot;（柳宗元《封建论》），国民党也一定会标榜&ot;天下为公，世界大同&ot;。

而且，他们也都只能自命为&ot;天道&ot;或&ot;民意&ot;的代理人，并不敢公然声称&ot;天下为己&ot;。

毕竟，在理论上，帝国的天下是上天的；在名义上，民国的天下是国民的。

然而大大小小的秦始皇们却又理直气壮地独霸代理权，并不认为有别的什么人可以代理，也不能容忍别人和自己一起代理。

结果，秦始皇的帝国是&ot;天下为公，一人代理&ot;，国民党的党国是&ot;天下为公，一党代理&ot;，都不是&ot;共和&ot;（共同代理或选举代理）。

这样一种&ot;一人代理&ot;或&ot;一家代理&ot;的制度，绝不会允许异己政治力量的存在，更不允许他们觊觎政权。

因此，历代王朝必然会将任何有颠覆嫌疑的可能扼杀在萌芽状态。

当然，事实上存在着&ot;轮流坐庄&ot;，这就是&ot;改朝换代&ot;。

但是，任何一个新的朝代都只会宣扬自己取而代之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断然不会承认自己也将会被取代和可以被取代。

恰恰相反，他们总是反复强调任何改朝换代或轮流坐庄的念头都是大逆不道和痴心妄想，必须同样扼杀在萌芽状态。

甚至谁想建个小朝廷，当个儿皇帝，也是不行的。

道理很简单--&ot;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ot;，也就只能是出兵将其&ot;剿灭&ot;（如南唐之亡于宋）。

当然也有倒过来的，即剿灭者反被剿灭（如明之亡于李自成的大顺或多尔衮的大清）。

反正，谁要主张&ot;皇帝轮流做&ot;，谁就得亮出自己的拳头来。

显然，没有共，也就没有和。

在我们的政治传统中，既然没有&ot;共和&ot;（选举换届）的体制和机制，那就只有&ot;革命&ot;（革除天命），而中国历史上的&ot;革命&ot;（改朝换代），则无一不是&ot;暴烈的行动&ot;（暴动）。

即便是晋、宋那样的&ot;禅让&ot;，其实也是有武力作后盾的。

中国传统政治的逻辑是成王败寇，你死我活，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因为非如此则革命不能成功。

所以，主张共和的孙中山最终也得办黄埔，建党军。

总之，中国历史上只有&ot;互斗&ot;，以及互斗之后的&ot;臣服&ot;，没有&ot;共和&ot;（和平竞争，共享政权）。

事实上中国历代王朝，包括两个朝代之间和他们周边的小王朝，几乎无一不是靠武装力量打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