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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章（第2页）

尽管听到起义军势如破竹的消息，大小官吏束手无措，惶惶不可终日，但他们却始终抱着极大的侥幸心理，不相信灾祸最后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而正是这种侥幸心理使朝廷上下人心涣散，苟延时日，不能作出明智的判断与抉择。

起义军抵达北京城下后，京中士大夫相见，也只是&ldo;唯唯否否&rdo;地虚假应酬，&ldo;或曰无害，或曰奈何&rdo;，依然是一副事不关己、不知轻重死活的模样。

甚至还有人强辩，北京城坚势重。

勤王之兵很快就到，只要多积煤米，固守数月即可转危为安。

但粮饷短缺，守城之兵均饥不得食，又怎会有人卖命抵抗？因此，当起义军逼近城下时，明朝守备三大营人马立即溃散，这些富贵的守财奴们均成为义军阶下之囚。

也许只有义军将领刘宗敏特制的&ldo;夹棍&rdo;才能使这些迷梦难醒的缙绅们感受到一点切肤之痛。

在这些执政者的操纵下，大明王朝遭遇灭顶的噩运确实是在情理之中。

社会矛盾的极度激化，确实成为明末农民战争爆发的缘起。

然而从义军方面而言，如果都是些素无训练、赤手空拳的贫苦农民，显然难以与数量巨大的官府军队相较量。

明末起义军之所以能够最终冲破官军&ldo;十面之网&rdo;的围剿，取得巨大的成功，关键还在于他们并非纯粹的&ldo;乌合之众&rdo;，其组织内部具有相当特殊的成分。

其一为叛亡的边防士兵。

陕西为明朝西北重要边防区，如宁夏、延绥、固原等三大边镇号称&ldo;三边&rdo;，驻扎了大批军队。

明太祖朱元璋实行军民分籍的屯卫制度，沿边卫所士兵三分守城，七分屯田，本是减轻天下兵赋之良策，天长日久。

大批屯田被非法侵占，无地可种又无经济来源，无力存活的士兵只有依赖朝廷的军饷。

至明朝末年，兵饷拖欠十分严重，陕西边镇尤甚，边兵饥寒交迫，穷困潦倒。

在严重自然灾害到来之时，境况更加悲惨。

陕西巡抚胡廷宴就在奏疏中反映边军每况愈下的处境：&ldo;各军开始只是典衣卖箭，如今则发展至鬻子出妻；开始只是沿街乞食，如今则离伍潜逃；开始只是私下偶语，发泄不满，如今则公然噪喊以示抗议。

&rdo;生活境况的日趋恶化激起兵士们的满腔怒火。

这些弓马娴熟、擅长攻掠的士兵与普通饥民有所不同，他们更懂得如何用武力达到自己的目的。

日后，这些人成为起义军中坚持斗争的中坚力量。

据记载，大批明朝官军加入到造反者的行列，还有一些偶然的机缘。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朝大举进攻辽东地区的女真政权，分四路进军，结果遭到惨败，残兵败将中有为数众多的西北籍官兵，他们在逃亡之时，担心遭到惩处或再去充当炮灰，于是纷纷奔向自己的家乡。

明朝官府为阻止他们的逃跑，在各地关卡进行邀击。

无形之中，这些本无心造反的士兵成了官府擒捉的叛逆，九死一生，却有家不能归，只有落草为寇。

这些人也就成了明末所谓&ldo;流寇&rdo;的先驱。

《怀陵流寇始终录》的作者曾概括道：&ldo;一时贼首，多边军之豪及良家世职，不欲以姓名闻，恐为亲族累，故相率立诨名。

&rdo;这一现象在明末农民战争的初期尤为突出，首领的诨名形形色色，如满天飞、九条龙、一丈青、乱世王、皮里针、钻天鹞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