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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章（第2页）

如&ldo;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贼，但贪图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打点护送。

铜钱用以铸火铳，用铅制子弹，用硝造火药，用铁制刀枪。

……大船护送，关津不查不问，明送资贼&rdo;。

&ldo;近地人民或送鲜货；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边卫之官，有献红被玉带者，……（与）五峰（即王直）素有交情，相逢则拜伏叩头，甘心为其臣仆，为其送货，一呼即往，自以为荣，矜上挟下，顺逆不分，良恶莫辨。

&rdo;

这些沿海居民对所谓&ldo;海贼&rdo;的支持与欢迎，在于交结&ldo;海贼&rdo;可获厚利。

由此可见，这些所谓&ldo;倭寇&rdo;在与明朝官军武力对抗之时，依然从事着贸易活动，并非一味烧杀抢掠。

只是在明朝严格的海禁政策下，这种贸易属于非法的范畴，原来的商人便转化为官军围剿的&ldo;海盗&rdo;或&ldo;倭寇&rdo;，显然，这种&ldo;商&rdo;与&ldo;盗&rdo;之间的转化，其关键就在于明朝政府是否实行海禁。

当时有识之士明确指出：&ldo;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化为商，市禁则商转化为盗。

&rdo;这些所谓的&ldo;海盗&rdo;打出&ldo;倭寇&rdo;的旗号，正是为了与明朝官府进行对抗，以保护自己的贸易活动，即&ldo;商人转化为强盗，只有成为强盗才能继续经商&rdo;。

明朝历代皇帝对海禁的态度虽不尽相同，但从其执法的主要依据‐‐《大明律》的条文来看，大明王朝全面实行海禁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

《大明律》明确规定：&ldo;凡将牛、马、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绸绢、丝棉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rdo;，&ldo;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rdo;。

另外，《大明律》禁止私人制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大船，而没有这种船只，是不可能出海的，私自携带违禁物下海，及与外番交易者一律处斩，并枭首示众。

甚至帮助与交结这种违禁海商的平民也要充军发配。

也就是说，根据《大明律》的规定，沿海居民下海也是违法的，更不用说与外番交易了。

而那些私自下海与倭人交易者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的，他们都是明朝官军可以逮捕法办的重罪犯。

为了继续自己的贸易活动，他们只有铤而走险，武力抵抗。

然而客观贸易需求是无法遏制的，丰厚的交易利润充满了无限的诱惑，严峻的海禁更使中外贸易有利可图。

当时人形象地描述道：&ldo;片板不许入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

&rdo;如嘉靖问曾任福建巡抚的谭纶指出：&ldo;海上之国，方圆千里以上者多至不知其数。

无中国绫锦丝棉之物则不可以为国。

海禁愈严，中国货物价值愈厚，而奔趋贸易者愈众。

私通不行，则伴以攘夺。

&rdo;可见，这些海盗抢掠之物也并非仅为自己享用。

而是有着明确的商业目的，这恐怕是与一般强盗大不相同之处。

据郑晓所著《吾学编》的记载，当时所谓&ldo;倭寇&rdo;成分相当复杂：&ldo;凶徒、逸囚、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rdo;等等，其中不乏落魄的文士书生，因而能即兴留下采九德看到的那样的精彩诗篇，由此可见，明代所谓&ldo;倭寇&rdo;大都为中国沿海的武装走私集团，真正的日本人只占其中的很小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