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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章（第2页）

严重自然灾害的出现并不是局部的，而是涉及面积相当广泛，饥肠辘辘的人们似乎无处觅食，这种状况在万历末年已显露无遗。

《明经世文编》中的一段话具有极大的代表性：&ldo;数年以来，灾警荐至。

秦晋先被之。

民食土矣；河洛继之，民食雁粪矣；齐鲁继之，吴越荆楚又继之，三辅又继之。

老弱填委沟壑，壮者辗转就食，东西顾而不知所往。

&rdo;与陕西、山西地区相比，其他省份的灾荒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就完全断绝了饥民外出求食的希望。

万历末年，山东省境内食人之风甚炽，令人毛骨悚然。

当时青州府推官黄槐开在奏文中云：自古饥年中，只听说有道馑相望与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的故事。

而今日屠割活人为食，也不问父子、夫妇、兄弟。

饥民剖腹剜心，支解而炊，甚至以人心味美，小儿心更佳。

有鬻人肉者，有腌人肉者，还有割人头而吮其脑者。

一人方饿倒，旁人即刀刃相向，屠割立尽。

如有人呵止，则大声回答道：&ldo;我不食人，人将食我。

&rdo;与黄槐开几乎同时，山东诸城县举人陈其猷伏阙上疏，并绘《饥民图》附上，痛陈其家乡饥民食人恶状，恳切希望朝廷救恤。

野蛮而疯狂的人吃人现象，除了增加恐慌外，根本无助于解决当时空前严重的饥馑。

马懋才曾言陕西饥民在食土石之余，也杀掠行人为食，幼童及独行人一到城外，就消失了踪影。

而食人者也没有好结果。

食后不数日，就会面目赤肿，很快内发燥热而死。

无处可避，无食果腹，至此饥民们无复奢望绝处逢生。

他们如不想等死，只有走上抢掠之路，向稍有积蓄的富有之家发起攻击。

据马懋才奏疏，当时饥民有不甘心食石而死者，就相聚为盗，并宣言道：&ldo;因饥饿而死与做强盗而死，并没有两样，与其坐而饿死，不如做强盗还可以饱食而死。

&rdo;落草为寇乃大逆不道之事，轻则充军发配，重则株连九族，然而身处绝境的人们已无法顾忌这么多了。

从表面上看，寇乱只是由严重天灾引发的饥馑所致，故而这也就成为地方官员推诿责任的主要借口。

如崇祯初年任陕西巡抚的胡廷宴就对类似事件毫不动心，每当下属州县上报&ldo;盗贼&rdo;猖獗的情况，他往往勃然大怒，不由分说地将来者笞打一顿，斥责道：&ldo;此饥氓也，至明春自定耳。

&rdo;陕西农民的骚乱不仅没有于来年春自动平息，而是如燎原的烈火，愈来愈旺盛。

但当朝官员还总是习惯用饥馑来解释&ldo;暴乱&rdo;的缘起，如崇祯二年（1629年），接任陕西三边总督的杨鹤在给朱由检的上疏中云：盗贼之起，&ldo;总因饥荒之极，民不聊生。

&rdo;与胡廷宴等简单推诿责任有所不同，杨鹤主张对饥民进行安抚，&ldo;切实赈济，使之煳口有资&rdo;。

&ldo;给与牛种，使之归农复业。

&rdo;这样就可以使&ldo;乱民&rdo;有生之乐，无死之心，&ldo;寇乱&rdo;自然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