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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章（第2页）

譬如，《东林点将录》的作者王绍徽本是齐党的首领，《三朝要典》的总裁系昆党的骨干顾秉谦，而阉党的内阁首辅冯铨与东林党有世仇，&ldo;五彪&rdo;之崔呈秀、魏广微等人，亦均为遭东林党排斥和结怨的仇人。

魏忠贤有了这批人做心腹和智囊，如虎添翼。

可以说，天启年间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势力之膨胀，固然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东林党人在政治上的失策，无疑也难辞其咎。

党争不已使得明代后期缺乏起码的政治是非标准，许多朝廷纷争只是出于朋党的私利。

在不少问题上，党争双方都是将朋党的利益置于国家、社会和民族的大义之上。

浙党党魁王锡爵就曾对东林党领袖顾宪成说：&ldo;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

&rdo;&ldo;庙堂&rdo;是指朝廷。

他的意思是说‐‐当今最奇怪的一点是，凡是朝廷赞成的，东林党人控制的舆论就必定要反对。

对此，顾宪成则反唇相讥：&ldo;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

&rdo;确实，凡是东林党人赞成或反对的，把持朝政的浙党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

关于这一点，东林党人及其政敌聚讼纷纭的&ldo;卫国本&rdo;，便是极为明显的一例。

万历十四年（1586年）。

朝廷群臣为了册立皇太子之事发生了激烈的论争。

明神宗的皇后没有生儿子，而妃嫔之中，王恭妃生有一子（朱常洛），郑贵妃生有一子（朱常洵）。

朱常洛年纪为长，按照封建传统惯例理应成为太子。

但明神宗因对郑贵妃情有独钟，一直想立朱常洵为太子。

这种念头一经流露，就遭到了朝臣们的激烈反对。

明神宗无奈之余，干脆一拖再拖，就是不立太子。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明神宗又耍了个花招，下诏要并封朱常洛、朱常洵为王，借口是要等皇后嫡子出生以后再定储位。

此事在朝臣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大家纷纷反对。

神宗迫于众议，不情愿地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分封朱常洵为福王。

但福王仍然迟迟不赴封地就藩，以至于朝臣疑虑纷纷，这就是持续时间长达二十多年的&ldo;国本&rdo;之争。

这一事件本身原本并不足道，但它却成为晚明党争的开始。

稽之史籍，浙党与东林党人在这一问题上其实并没有什么分歧，他们都一致要求神宗早日册封皇太子。

但双方却借题发挥，相互攻讦不已，聚讼纷纷。

又如，万历年间矿监税使的肆虐，不仅引起了东林党人的极大愤慨，浙党及其他与东林党人不和的官僚，也不乏反对的意见。

首辅沈一贯、左都御史温纯、户部尚书赵世卿和司礼监王义等人，都进行过罢除矿监税使的活动。

但东林党人却故意视而不见，因此在他们谴责矿监税使横行的呼声中，就常常挟带着攻击执政异己的党争利益，从而因朋党门户的私利，削弱了&ldo;为民请命&rdo;的社会正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