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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第2页）

相形之下，苏俄及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就十分有限了。

中国共产党人接受这一援助与国民党比较起来，也谨慎得多了。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之前，不管是南陈还是北李，经济来源皆只有教书、编辑的薪水及写文章的稿费。

钱稍有富裕，也仅够用于操办一两份刊物。

对其他社会活动如开展学运、工运、兵运等，即使意义重大，也无力支持。

维经斯基等来华后，中国共产党进入筹建阶段，社会工作急剧增加，不但党员多数渐渐不能兼职教书、编辑、写文章以获取薪金，而且，仅创办各种定期刊物、工人夜校，出版各种革命理论书籍，所需费用也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支付能力。

因此，上海党组织最先接受了维经斯基提供的经费援助。

当时这种最初的援助带有很大的临时性质。

1921年1月维经斯基一离开，立即经费无着，各种宣传工作，特别是用于对工人进行启蒙教育的工作不得不停止。

派包惠僧南下广州向陈独秀汇报工作，连区区15余元路费都拿不出来，只有从私人手里借钱才算了事。

连路费都无着的这些最早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接受外援仍然十分谨慎。

陈独秀就主张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

他对包惠僧说：“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人帮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别人拿钱来革命是要不得的。”

他不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援，也不愿意向其汇报工作、受其领导。

后来陈独秀到广州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广州有人在报上骂他崇拜卢布，是卢布主义。

在这种压力下，陈更坚决主张不要别人的钱，他说，拿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

党人有哪一个不想独立？但若不能自主解决稳定可靠的经济来源，理论再好，独立也是一句空话。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华不久，在与当时主持上海小组工作的李汉俊、李达会晤时，表示共产国际将给予经济援助，但必须先交出工作计划和预算。

李汉俊和李达当场表示：共产国际如果支援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支配。

否则，我们并不期望依靠共产国际的津贴来开展工作。

马林同二李的关系因此蒙上了一层不愉快的阴影。

张国焘则采取另一态度。

他是最先认为应该接受国际经济援助的中共早期领导人，并以很快的速度向马林提交了一份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报告，还有每月约需一千余元的工作计划和经费预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