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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居首届文化名人信札展序（第2页）

这些都是我们以前所不知道的。

尤其应该提到的是，楼适夷在信中告诉牛汉：

去年我向周扬同志提出，请他写纪念雪峰的文章，他文章没写，回了我一封信，没说要发表，我也未提过请他发表。

我回过信表示了两点不同的意见。

现在韦君宜给我信要将此信编入周的论集。

因我不在手边，黄炜也出差去了，答应六月交她。

家里孩子送去，她已出国，无人代收，故未交出，此事请告知屠岸或李曙光同志，好在我就要回来了，大概总来得及吧。

这是一段涉及周扬冯雪峰恩怨的文坛故实，更为引人注目。

韦君宜当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主管《周扬文集》的编辑出版。

“去年”

当指一九七九年，也就是说楼适夷与周扬在一九七九年就即将召开追悼会的冯雪峰通过信，韦君宜设想《周扬文集》收入周扬此信。

巧的是，也就在《新文学史料》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总第九期上，发表了《周扬同志致友人的一封信》。

此信正是作于“一九七九年五月一日”

，信中正是回忆他与冯雪峰一九七五年秋最后一次见面和讨论冯雪峰在见面后写的绝笔《锦鸟与麻雀》（寓言）。

所以，此信应该就是上述楼适夷告诉牛汉的这封周扬回信。

合理的解释应该是，楼适夷回京后检出周扬此信交给牛汉，牛汉将其在《新文学史料》先期发表了，只不过发表时隐去了收信人姓名，标题中以“友人”

代之，收信人抬头也改为“××同志”

。

令人费解的是，周扬这封致楼适夷回顾他与冯雪峰关系的重要的信，最后并未如韦君宜所愿收入一九九四年八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周扬文集》第五卷（此卷收入周扬一九七八年后的作品）。

直到二〇〇四年三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徐庆全编《周扬新时期文稿》（上下册，后未正式发行），才收入了周扬这封信，题为《关于冯雪峰的信》，收信人恢复抬头“适夷同志”

，还附录了楼适夷一九七九年四月八日、十月七日致周扬的两封信和冯雪峰的绝笔《锦鸟与麻雀》。

如果我们没有读到楼适夷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八日致牛汉的这封信，周扬写这封信的缘由和这封信的发表以及收入文集的完整而有点曲折的过程也就无从知晓了。

楼适夷致牛汉这封信的作者、收信人以及信中提到的蒋锡金，都是我认识并有过交往的前辈，因此我见到我很熟悉的楼适夷的字，读到此信的众多内容，倍感亲切。

通过上述的简要考证，我又加深了对此信的理解，真应该感谢珍藏此信的“后来居”

主人。

“后来居”

主人收藏的文化名人书札和手稿中，类似甚至更有意义的亮点一定还有许多，我只不过举了一个我感兴趣而与我又有点关系的例证而已，我期待广大读者有新的发现。

祝首届“后来居文化名人信札展”

圆满成功，也祝“后来居”

的文化名人信札收藏越来越丰富多彩！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日于海上梅川书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