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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第2页）

当然，如此简单地断言大概有点勉强，其中肯定还有种种因素。

然而亚洲各国读者对我小说的反应，与欧美各国读者似乎可以看出不少差异，这也是确凿的事实。

我想大部分可以归结于对&ldo;滑坡&rdo;的认识和应对上的差异。

再多说一句，在日本与亚洲各国，理应先于后现代主义的&ldo;现代主义&rdo;，只怕在正确的意义上并不曾存在过。

换句话说，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在逻辑上大概不如欧美那般泾渭分明。

话题扩展到这一步未免太广，还是另找机会再说吧。

此外，能在欧美各国取得突破的重要原因之一，我想与遇到几位优秀的翻译家有莫大的关系。

首先在八十年代中期，一位叫阿尔弗雷德&iddot;伯恩鲍姆的腼腆的美国青年找到了我，说是很喜欢我的作品，选译了几个短篇，问我可不可以。

结果就变成&ldo;好呀，&rdo;。

这些译稿越聚越多，虽然费时耗日，但几年后却成了进军《纽约客》的契机。

《寻羊冒险记》和《舞！

舞！

舞！

》也是由阿尔弗雷德为讲谈社国际翻译的。

阿尔弗雷德是位非常能干、热情洋溢的翻译家，如果不是他来找我、提起这个话题，那时我压根儿就想不到把自己的作品译成英文，因为我觉得自己远远没有达到那个水准。

之后，我受到普林斯顿大学的邀请前往美国居住，遇到了杰伊&iddot;鲁宾。

他当时是华盛顿州立大学的教授，后来转到哈佛大学任教，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日本文学研究家，因翻译夏目漱石的几部作品闻名遐迩。

他也对我的作品很感兴趣，对我说：&ldo;可能的话想翻译一些，有机会就请招呼一声。

&rdo;我便说：&ldo;先译几篇你喜欢的短篇小说如何？&rdo;他选译了几篇作品，译得非常棒。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他和阿尔弗雷德选中的作品完全不同。

二者不可思议地毫无冲突。

我当时深深感觉到，拥有多位译者原来事关重大嘛。

杰伊&iddot;鲁宾作为翻译家是极具实力的，他翻译了我最新的长篇小说《奇鸟行状录》，使我在美国的地位变得相当稳固。

简单地说，阿尔弗雷德相比之下译得自由奔放，杰伊&iddot;鲁宾则译得坚实，各自都有独自的韵味。

不过那时候阿尔弗雷德的工作很忙，腾不出手来翻译长篇小说，因此杰伊适时出现，对我来说就像一场及时雨。

而且像《奇鸟行状录》那样（与我的初期作品相比）构造相对致密的小说，我觉得还是杰伊这样逐字逐句准确翻译的译者更为合适。

还有，让我满意的地方在于他的译文中有一种浑然天成的幽默感，绝非仅仅是准确又坚实而已。

另外还有菲利普&iddot;盖布里埃尔、泰德&iddot;戈森。

他们两位都是翻译高手，也对我的小说很感兴趣。

我和这两位也是从年轻时代就开始交往的老朋友了。

他们最初都是说着&ldo;我很想翻译你的作品&rdo;或者&ldo;已经试译了几篇&rdo;，主动找上门来。

这对我来说犹如天降甘霖。

由于遇到他们，建立起私人的关系，我像是获得了来之不易的援军。

我自己也是一个翻译者（英译日），所以对翻译者的辛苦与喜悦感同身受，因此尽可能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系，如果他们有翻译方面的疑问，我总是欣然回复，并留意提供方便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