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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第2页）

主角只有一个，那就是民族。

刘震云在打捞三百万看似和我们没有关系的冤魂的同时，又吹落历史的尘埃，把一个我们不愿意面对的结论交给了我们。

谁也跑不了，我们都是灾民的后代。

拍摄这样一部影片是我由来已久的梦想，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们于8年前就已经起意要做这件事情。

记得那是1994年，我和刘震云一同参加北京青联的会议期间，我对他说：如果你信任我，我想把你的《温故一九四二》拍成一部电影。

他对我说：现在时机还不成熟，我们对事物的认识仍然还只停留在它的表面，而提高我们的认识是需要时间的，这个过程是不能被省略的。

2000年的春节，我接到刘震云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向我和徐帆拜年，同时把一件新世纪的礼物交给了他的朋友。

刘震云在打捞三百万看似和我们没有关系的冤魂的同时，又吹落历史的尘埃，把一个结论交给了我们。

他对我说：关于《温故一九四二》的事情，我们可以开始上路了。

节后的一天晚上，刘震云从他的故乡回来，我们喝光家中冰箱里的所有啤酒，仍然意犹未尽。

我问他：为什么决定把这个礼物给我？在别人看来，我可能不是拍摄这样一部影片的最佳人选。

他对我说：我们的确有几个优秀的前锋，但他们已经冲到了底线，要想进球，最好的方法就是，把球传给正从中场起动的队员，我看到冯老师恰在此时从中路插上，球就传给你吧。

我们开了一个座谈会，请每个看了小说的人谈改编的想法，几乎每位与会者都认为，这是一部调查体的小说，改编成电影难以想像。

会后，我们俩坐在树阴下沉默良久，刘震云对我说：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最笨的方法。

所有事后被认为是无用的努力，事前都是不可缺少的工作。

正如，有一句人们常说的话：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所谓蓦然回首，绝不是站在那里不动，偶一回头，必是在黑夜里，在崎岖的山路上，摸着黑，走了很多的冤枉路，找了许久才蓦然发现的。

我们决定从最基础做起，去河南采访，路上想。

这件事情我们得到了&ldo;华谊兄弟&rdo;的全力资助，组成了一个采访小组，两下河南，又先后赴陕西、重庆、山西、开罗寻根问底，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为此拍摄了几十个小时的纪录片，在计划采访的名单里有一位老人，名叫白修德，曾是美国时代周刊派往中国战区的记者，正是他，把发生在1942年的灾荒和亲身的经历写成文章，发表在时代周刊上，让世界了解了发生在中国河南的悲剧。

遗憾的是，老人已于九五年在美国去世。

让我们失去很多有价值的线索。

采访途中，我们经过河南巩义的一个村庄，看到一座教堂，停车走进去，遇到一位年过90的老太太，名叫刘和平。

和她攀谈中，我们得知了一些1942年灾情。

刘和平曾目睹灾民因绝望，一扁担下去将自己饿得奄奄一息的孩子活活拍死。

她还叙述了一件和吃有关的事情，那是她的同乡在逃荒的路上，饿得实在没有劲了，昏倒在路边，忽然感到一阵剧痛，睁开眼，吓了一跳，发现正有另一灾民用镰刀在他的屁股蛋子上割下一块肉。

同乡忙喊：我还中！

别吃我！

割肉的灾民却说：你不中了，救救我吧。

这种人吃人的事情，我们听了怵目惊心，但刘和平老人却表情漠然。

她说：饿死的人太多了。

在那次大饥荒里她的亲人也饿死了，因此当时她流泪不止，后来被一座教堂收留，神父让她把手放在圣经上，神父说一句她学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