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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第2页）

宪法也能够批评、反对吗？当然能够，因为宪法可以修改。

如果不能批评、反对，又何必讨论，如何修改？实际上，批评与反对是讨论的重要内容，也是修宪的重要依据。

这一点同样至关重要。

因为倘无这一区别，则宪法就会变成新的、物化的专制君主，也与宪政的限政精神相悖。

从这个意义上说，既限政又限法的法治即是宪政。

民主授权，宪法限政，协调二者的是共和。

共和的任务，是既要保证由人民授权的政权不被僭窃，又要保证被宪法限制的政府有工作效率。

因此，一个现代国家，必须是共和、民主、宪政三位一体的。

民主解决授权问题，共和解决执政问题，宪政则解决限政问题。

没有共和，民主就会变成多数暴政；没有民主，共和就会变成寡头政治；而如果没有宪政，它们都会变成无法无天。

反过来也一样。

没有民主，宪政就没有意义；没有共和，宪政就流于形式；而如果既没有民主，又没有共和，那么，宪政就有可能变成专政。

在民主与共和缺位的情况下，宪法不但会沦为一纸空文，而且很可能被用来作为镇压人民的利器，就像&ot;天道&ot;和&ot;民意&ot;曾经被用来做专政的理由一样。

因此，一个真正能给人民带来福祉的国家，必须同时是民主、共和、宪政的。

当然，它也必定同时是自由、法治、人权的。

这样一种政体或制度是我们民族原本所没有的，我们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传统。

甚至就连许多官员和学者，也未必都能清楚地阐述民主、共和、宪政各自的内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常常将法治与法制相提并论，权力与权利混为一谈。

看来，我们的人民共和国真是任重道远，政治体制的改革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因此，我们还必须再问一个为什么，即为什么在我们的文化土壤中，不可能自发地生长出上述制度和思想来。

第六章共和之路六最后一问

还是先从共和说起。

纵览世界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无论古典共和国，还是现代共和国，几乎都是商业国家。

古代的雅典共和国是，罗马共和国是，中世纪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阿姆斯特丹等城市国家是，近现代的英国和美国也都是。

英国作为虚君共和国，美国作为联邦共和国，都是商业共和国。

相反，那些&ot;货真价实&ot;的帝国，比如中华帝国和蒙古帝国，则多半是农业民族或游牧民族建立的。

农业民族崇尚权力，游牧民族崇尚武力，而帝国，恰恰是一种既崇尚权力又崇尚武力，依靠武力来获得和维系权力的制度（请参看本书第一章）。

这就与&ot;天下为公，和平共处，选举换届&ot;的共和精神相去甚远。

当然，农业民族也热爱和平，中华帝国也主张天下为公，大清王朝也做到了五族共和。

这是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农业帝国与牧业帝国的不同之处。

当然，只要水糙丰足，不受侵犯，游牧民族也未必发动战争，他们同样热爱和平。

但相比较而言，农业民族更希望安定和稳定。

因为只有社会安定，政局稳定，一无天灾，二无人祸，农民才可能有收成，也才能通过辛勤劳动和逐年积累慢慢走向小康。

但是，手无寸铁一盘散沙的个体农户们，是没有能力来维护安定和稳定的。

他们只能寄希望于集权政治，即依靠一个强势政权来维持秩序，以免他们受到侵犯和骚扰。

要知道，在那些既无国内法又无国际法的年代，侵犯和骚扰是很容易发生的--境外有虎视眈眈的游牧民族，乡里则有为非作歹的地痞流氓。

只有帝国才能保护他们的安全，也只有帝国的长治久安，才能给他们以奔向小康的希望。

这是每到天下大乱时，他们总是会盼望&ot;真命天子&ot;早早出世的原因。

于是事情竟是这样：帝国的和平共处其实是靠权力和权力背后的武力来维持的，天下为公则不过是维护统治的借口，其实质是产权国有、治权王有，而非政权共有。

至于定期选举，换届执政，就更是免开尊口--帝国并不同意，民众也没兴趣。

希望安定和稳定的帝国臣民，并不喜欢执政者的频繁更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