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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章（第2页）

其后对他来说便都是闪电式的了。

刚刚毕业就分配到苏军总参谋部；刚刚分配到苏军总参谋部就被派遣来华。

奥托·布劳恩与理查德·佐尔格同一系统。

区别仅为后者已是苏军总参谋部内担负重大使命的情报工作者了，前者还是个刚刚报到的送款员，担任交通员一类的角色，到上海后便自然受佐尔格领导。

给佐尔格送款，是奥托·布劳恩在苏军总参谋部领受的第一个任务，也是最后一个。

没有人想到这位交通员一去不归，在中国做起了“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

。

其之来华，并非自己所述，受共产国际指派。

从20年代中期起，共产国际就对中国革命给予了极大的重视。

先后有不少著名人物被派来中国，指导革命。

维经斯基来华，在“南陈北李”

之间穿针引线，推动了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

马林参加了中共一大，并在会场出现意外情况后，首先提出转移，以其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避免了中共在成立初期便可能遭受的一次重大损失。

马林还是国共合作的主要倡导者。

与他接触过的人，都对他的学识和经验留下深刻印象。

当时俄共（布）远东局、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对中国采取的是只重实力的北联吴佩孚、南联陈炯明而疏远孙中山的政策，直到马林来华，才拨正航向。

鲍罗廷在华5年，大革命时期在中国政坛上举足轻重、影响深远，被称为“广州的列宁”

。

米夫是布尔什维克党内著名的“中国通”

，1926年底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提出“米夫提纲”

，认为应该立即在中国农村成立农民苏维埃；斯大林后来发表的《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演说，虽然认为成立农民苏维埃为时过早，但认为米夫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软弱的提法完全正确；米夫提纲中提出中国未来政权的性质问题，是个贡献。

罗明纳兹为中共八七会议起草《中共“八七”

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并作政治报告，主张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对中共中央转变总方针起了重要作用。

以上这些人，可以说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老资格的革命者。

老资格的革命者又都在中国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

所以罗明纳兹以后，驻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只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不再享有决定权。

共产国际再未派遣所谓“全权代表”

来中国。

为什么突然又出现这样一个未受过共产国际特别训练、甚至对东方革命没有一个粗浅了解的军事学院的毕业生在毕业当年就来中国、担任所谓的“军事顾问”

呢？连共产国际常驻中国的正式代表都不再具有“决定权”

了，又是从哪儿冒出来这么一个能够直接、全权指挥苏区红军的顾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