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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章（第2页）

在最困难、最无望因而也最容易动摇的时刻表现出磐石一般的革命坚定性，使朱德成为这支部队无可争议的领袖。

仅存的两位团职干部——团级政治指导员陈毅，团参谋长王尔琢成为他的主要助手。

部队被改编为一个纵队。

朱德任纵队司令员，陈毅任纵队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纵队参谋长。

下编一个士兵支队，辖三个步兵大队；还有一个特务大队。

剩下一门82追击炮，两挺手提机关枪，两挺重机关枪合编为一个机炮大队。

多余下来的军官编成一个教导队，直属纵队部，共计800人。

这就是全部家底。

可以想象在当时的条件下，天心圩留下来的这800人的队伍中，没有几人能想到共产党人22年后夺取全国政权。

但每一个自愿留下来的人，内心深处都从朱德、陈毅、王尔琢身上感受到了共产主义一定胜利的信念。

这支部队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重要基础，战斗力的核心。

蒋介石兵败大陆，其军事力量主要被歼于东北战场和华东战场。

指挥东野的林彪，指挥华野的粟裕，1927年10月皆站在天心圩被朱德稳定下来的800人队伍中。

粟裕回忆说，当时队伍到达闽赣边界的石经岭附近隘口，受敌阻击。

朱德亲率几个警卫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侧后发起进攻；“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正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

是朱德而不是别人，为这支失败的队伍杀出了一条血路。

对这支队伍的战略战术，朱德也作出了极大贡献。

天心圩整顿后，他便开始向部队讲授新战术，讲授正规战如何向游击战发展。

朱德对游击战争的认识和实践都很早。

辛亥革命后，率部在川、滇、黔同北洋军阀部队打仗时，他就摸索出一些游击战法。

1925年7月，他从德国到苏联的东方劳动大学学习。

几个月后去莫斯科郊外一个叫莫洛霍夫卡的村庄接受军事训练。

受训的有40多名来自法国、德国的中国革命者，主要学习城市巷战、游击战的战术。

教官大多是苏联人，也有来自罗马尼亚、奥地利等国的革命者。

朱德当队长。

教官问他回国后怎样打仗，他回答：“我的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

十六字诀游击战术的核心出现了。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攻打会昌时，朱德奉命指挥二十军第三师进攻会昌东北高地。

他首先命令三师教导团团长侯镜如，挑选几十人组成敢死队，追击正向会昌退却的钱大钧部。

他向大家动员说：“你们都是不怕死的中华健儿。

可是，今天我要求你们一反往常猛打猛冲的常规，只同敌人打心理战。

你们要分作数股，分散活动，跟在敌人后面或插到敌人两翼，向敌人打冷枪。

要搅得敌人吃不下，睡不着，这就是你们的任务。”

五十多年后，侯镜如回忆这一段战斗经历时说：“会昌战斗中，朱总指挥我们和钱大钧作战，就采用了游击战法。

敌人退，我们跟着进；敌人驻下了，我们就从四面八方打冷枪，扰乱敌人，不让敌人们休息。

这就是‘敌退我追，敌驻我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