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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章 我心为天根在易（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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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唐时，儒学都只停留在“治世”

的层面，即便有董仲舒搞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也只是空中楼阁，地位还是一种“经世之术”

。

相较之下，佛老，尤其是佛学，主谈“治心”

，深究人之根本。

到唐时，佛学的兴盛，使得儒士纷纷反弹，开始为儒学寻找治心之路。

韩愈创立道统论与佛统相抗，再立人性论，杨雄谈人性善恶，都是从孔孟和荀子等儒家先贤中追寻治心之学的根本。

到了宋时，尤其是仁宗朝期间，天下太平，赵氏又以科举网罗天下英才，儒家经典广及民间，此时儒士终于有了雄厚的人才和学术基础，开始冲击治心之路。

欧阳修言“今世之言性者多矣”

，“世之学者多言性”

，就是儒学开始转入治心阶段的标志。

此时儒士谈性，当然不会满足于追问性之表象，也就是性善还是性恶，而是追问性之根本，而性之归属，即命的问题也摆上桌面。

要追问性，又要从性的外在，也就是道德入手，于是宋儒论“性命道德”

的形势就形成了。

王彦中提到了王安石，为什么王安石被誉为“享负天下盛名三十年”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王安石在《淮南杂说》中，将性命道德这个问题的广度和深度大大拓展了。

广度上，王安石将三代之治引为道德的完美体现，可以让儒士借三代之治究问性命道德。

深度上，王安石又抛开现实古今的表象，将性命道德提升到形而上的思辨层次，这又让儒士拥有了可以与佛老抗衡的思辨空间。

接着王彦中就批判说，王安石虽搭起了究问性命道德的大舞台，却将佛老之思引了进来，不是正道。

这就又要说说“道”

了，“道”

这概念无边无际，而在“性命道德”

这个范畴里，却是有边界的。

那就是正世之道，性命能与德相合之道，是人道。

王安石的新学与其他人，包括司马光和二程等等的“旧党”

，学术上的主要分歧就在于“道”

。

新学认为，道源于三代，之后便不再合一，而是散于佛老儒等各途之间。

因此新学要“一道德”

，重新统合道统。

但旧党都认为，道统从未断绝，而是一直在儒家自己身上。

由三代而下，孔孟等诸贤一路传了下来，佛老怎能入儒家道统呢？一道德是需要的，但要作的是厘清道统，而不是引佛老进来，搞三教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