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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方与明代社会生活（第2页）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断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面貌都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地理环境在艺术研究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就环境决定论而言，其主要的论点是主张自然环境中的若干方面是超乎一切的因素，决定着人类的活动与行为；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完全视之为由于他们所生活的地理环境的不同。

显然，将环境作为决定文化的终极因素，显然是过分夸大了环境的超常力量与作用，这是十分不适宜的。

其实，这种环境决定论势必也会走入自相矛盾的死胡同。

历史的事实常常造成与环境决定论者唱反调：生活在同一环境而时代不同的人们，他们的生活方式乃至习惯却是大相径庭。

举例来说，通常在人们的观念中，以为苏州人柔弱，在历史上却总是出一些劲直的人物；认为徽州人鄙陋，事实上却也不乏高行奇节者。

清初著名学者阎若璩正是从这一事实中，得出了“风俗不可概论”

的至理名言。

这就是对环境决定论者的非难。

关于风俗的南北差异问题，明太祖朱元璋与文人刘三吾在讨论治民之道时，曾经发生过一次争论。

刘三吾说：“南北风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可以威制。”

而明太祖则认为：“地有南北，民无两心。

帝王一视同仁，岂有彼此？汝谓南方风气柔弱，可以德化，北方风气刚劲，可以威制。

然君子、小人何地无之！

君子怀德，小人畏威，施之各当，乌可拘以成见？”

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承认风俗的南北差异。

在刘三吾看来，南方与北方的民风不同，随之相应的治理之策也就有所差异。

南方人风气柔弱，主要采用“德化”

；而北方人风气刚劲，则应该采用“威制”

。

这是侧重于地域的差异。

而明太祖显然是侧重于民心的相同，看到了同一地域内人与人的差异，并基于道德之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治理政策。

这是一个皇帝必须具有的大一统心态乃至儒家“民胞物与”

的胸怀，显然比刘三吾眼界更高。

不管这次争论的结果如何，但从中也可以看出环境决定论无论从事实还是学理上都会遭到非难。

环境因素是潜在的因素，不是必然的或具有自动作用的因素，这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当然，若不将地理环境视为主要的决定因素，换句话说，适当地注意生活或风俗研究中的地理因素，乃至不否认环境对人们的生活乃至风俗的部分影响力，也未尝不可。

将地理学囿于只讲山水、土壤、气候等自然因素的狭隘圈子内，这是人们对地理学的一个误会性的偏见。

应该承认，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乃是复杂的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自然地理学以外的文化地理学，其首要的任务便是通过自然和生物方面的考察，或通过人文或者文化方面的考察，致力于人类及其环境之间内在联系的研究。

一南与北

从地域的角度研究明朝人的生活乃至风俗，最令人注目的是风俗的南北差异。

这是由经济重心分布不均所带来的文化不平衡性，同时也体现了文化的地域差异性。

“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

这句话绝不是到了明代一下就成了既成的事实，而是自东晋以后历次经济、文化中心向南迁移的发展结果。

从上古直到西晋末年，即公元316年以前，北方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均远远超越南方，汉文化圈的核心地带，一直在黄河的中、下游流域。

此后，永嘉之乱和晋室南迁，南方因劳动力和知识分子的增加，经济和文化发展导致了此一传统形势的初步改变。

“安史之乱”

是促成汉文化向东南推进的第二次大波澜，它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大唐帝国的衰微，其间接后果则是江南经济与文化的稳步发展。

金人入侵导致了汉文化的第三次南迁，北宋统一王朝没落是中国文化中心南移的真正分野，从此打破了文化中心分布的传统格局，文化中心由黄河流域迁移到了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