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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遗碑谁刊郭有道（第4页）

“义和团”

，在西方的文书记载中，通常被称为“暴民”

。

这确实不差，他们不光烧洋书、拆教堂，连电灯、电话、自鸣钟、管风琴之类都在破坏之类。

参与洋务运动的官僚，或者外交官员，往往被冠以“二鬼子”

的称呼，予以抄家，不少达官显贵都受波及，连孙元起的便宜叔祖、官至大学士的孙家鼐家里都被抄过，其他的可以想见。

老佟找了身破旧的衣裳，怀揣了六百两银票兑换的碎银子、铜钱，每天天不亮就出门，连早饭都不吃，就在北京城转悠，或者在茶馆里打探消息。

一听说哪里有抄家，立马过去，装作拾荒的，专门拣拾图书。

如果见有拳民拿着图书，就用铜钱、馒头来换。

别人问他要书干什么，他就装傻，说有人收废纸，做纸钱用。

六百两银子用完了，就每天出去捡。

老佟不识字，但时刻记着孙先生交代“越多越好”

的原则，只要是有字儿的纸书，都往家捡。

义和团住进京师大学堂的时候，老佟连蒙带骗，愣是一点一点地把京师大学堂里的纸片拾了个干净。

连扔在水池里的，都捞上来带回去。

既然义和团被称为“暴民”

，自然不是温良恭俭让的君子。

看到老佟偷偷摸摸的往怀里装书，骂几句那是好的，动不动就上来打几拳、踢几脚。

老佟只有陪笑脸、装孙子。

有时候遇到暴戾的，把老佟殴打一顿，书撕毁，抢走身上的最后一个铜子，才扬长而去。

等老佟能动了，又把撕毁的书给捡起来，带回去。

西历6月20号左右的时候，清军和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的使馆区。

作为英国使馆北面屏障的翰林院，是大清最重要的藏书机构之一，藏有各种典籍、以及印书的雕版木片，包括修《四库全书》时的底本，其中最贵重的当属《永乐大典》。

明朝永乐元年，朱棣命翰林侍读学士解缙等人，广采天下书籍，分类编辑成书，不厌浩繁。

第二年冬便编成了一部大型类书，朱棣命名为《文献大成》。

但朱棣仍嫌此书简略，又命姚广孝等人重修，自有书契以来，凡经、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各书无不包罗。

永乐五年（1407），书成，朱棣赐名《永乐大典》。

全书22937卷，其中仅目录就有16卷，共11095册，总计约三亿七千万字。

是古代规模最大的一部类书，自先秦至明初，所引书七八千种之多，保存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极为珍贵。

后人曾从中辑录佚书五百九十种。

现存《东观汉纪》、《旧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重要史籍，都自《大典》中辑出。

《永乐大典》正本被火焚毁，副本在明嘉靖后一直藏于皇史宬，清雍正年间移入翰林院。

乾隆五十九年（1773）时曾对《大典》实存册数作过详细的统计：《大典》全书11095册，当时还剩9881册，佚去1215册。

《大典》比较大规模地陆续散出，是从咸丰十年（1860年）开始的。

据缪荃孙《永乐大典考》载：“咸丰庚申（1860）与西国议和，使馆林立，与翰林院密迩，书（《大典》）遂渐渐遗失。”

而《大典》散佚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利欲熏心的官吏监守自盗，而非有些论著想当然的以为是英法联军盗掠。

刘声木《苌楚斋随笔》卷3中记录了偷盗者的伎俩：“早间入院，带一包袱，包一棉马褂，约如《大典》二本大小，晚间出院，将马褂加穿于身，偷《永乐大典》二本……包于包袱内而出也。”

这确实是“极巧妙刻毒”

的偷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