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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第2页）

柳宗元《封建论》说，汤武封建&ot;非公之大者也&ot;，因为那是&ot;不得已&ot;。

商汤时，诸侯三千（其实多半不过是些部落），帮助汤王战胜夏桀。

胜利之后，难道能把他们也废了？当然不能（汤不得而废）。

周武时，诸侯八百（其实多半不过是些部落国家），帮助武王战胜殷纣。

胜利之后，难道能把他们也改了？当然也不能（武王不得而易）。

但是说到底，这种&ot;不得已&ot;，也是因为有私心--既&ot;私其力于己也&ot;（有功劳），又&ot;私其卫于子孙也&ot;（有指望），因此&ot;非公之大者&ot;。

秦始皇创立的郡县制（帝国制）则不同。

就其制度而言，是&ot;公&ot;（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就其目的而言，是&ot;私&ot;（其情私也），是为了自己一个人作威作福（私其一己之威也），并把天下人都当作自己的奴仆（私其尽臣畜于我也）。

这样说来，秦制度也只能算是&ot;半公半私&ot;。

但柳宗元认为，不管怎么说，从秦代开始就天下为公了（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于是我们要问：是这样吗？

不可否认，郡县制的帝国确实具有&ot;公天下&ot;的性质或意味。

这种性质或意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资源的&ot;国有制&ot;、管理的&ot;集权制&ot;和官员的&ot;任命制&ot;。

所谓&ot;溥天之下，莫非王土&ot;，是直到帝国时代才真正实现的（邦国则封建于诸侯），这就是资源国有；&ot;率土之滨，莫非王臣&ot;，也是直到帝国时代才真正实现的（邦国则分权于诸侯），这就是管理集权。

资源国有，管理集权，也就&ot;一大二公&ot;--集天下资源于一体，是为大；收天下权力于一统，是为公。

&ot;一大二公&ot;的好处，是便于调动和集中人力物力，在诸如兴修水利、抗击天灾、抵御外敌时，凝聚成强大的力量。

长城这样的国防工程，都江堰这样的水利工程，阿房宫这样的建筑工程，都兴建在帝国和准帝国时代，绝非偶然。

不过更重要的还是官员的&ot;任命制&ot;，因为这正是帝国区别于邦国、体现其&ot;公天下&ot;性质或意味的紧要之处。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国家制度史上，有三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启废禅让、秦灭六国和辛亥革命。

启废禅让的意义，是开始实行世袭制，国家由此诞生。

辛亥革命的意义，则是彻底废除世袭制，国家走向共和。

可见世袭与否，至关紧要。

然而恰恰在这个关节点上，帝国是模棱两可的。

秦灭六国，废封建，立郡县的结果，是国家元首依然世袭，政府官员不再世袭，即&ot;皇帝世袭，官员任命&ot;。

皇帝世袭，仍是&ot;天下为家&ot;；但官员任命，却又分明有点&ot;天下为公&ot;的性质或意味。

这一变化，又与前面所说资源的&ot;国有制&ot;和管理的&ot;集权制&ot;有关。

因为资源一旦国有，就好像是&ot;公家&ot;的了；权力一旦集中，也好像是&ot;公共&ot;的了。

这种感觉，可以通过与邦国的比较得出。

邦国时代的制度是什么呢？家有。

天下是天子家族的，国是诸侯家族的，家是大夫家族的，这就叫&ot;家族所有制&ot;（家有制），即&ot;天下为家&ot;。

资源（产权）既然家有，统治（治权）自然也归家族，公权力便可以&ot;传子不传贤&ot;。

这就是&ot;世袭&ot;，即&ot;家天下&ot;。

世袭的天子、诸侯、大夫由家而国，世代相传，君是家长，臣是家人，因此不必任命。

&ot;家&ot;搞得怎么样（齐家），是家长（大夫）的事，不用国君操心；&ot;国&ot;搞得怎么样（治国），则是国君（诸侯）的事，也不用天子操心，甚至管不着，因此不必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