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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第1页）

其实，帝国最深刻的内在矛盾正在于此，即名义上是&ot;公天下&ot;，实际上是&ot;家天下&ot;；观念上是&ot;天下为公&ot;，实质上是&ot;天下为家&ot;。

为什么呢？因为皇帝是世袭的。

而且，这个世袭的皇帝，还代表着整个帝国制度。

因此，帝国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真正做到&ot;天下为公&ot;，甚至就连官员的任命制，也不可能贯彻到底。

比如世袭、荫封之类的方式，就一直延续到帝国制度的末年。

然而帝国却一定要高举&ot;天下为公&ot;的旗帜，因为如果&ot;天下为家&ot;，皇帝又岂能独家代理&ot;天道&ot;？如果&ot;天下为私&ot;，皇帝又哪来的生杀予夺之权？

显然，帝国标榜&ot;天下为公&ot;，正是为了掩盖它的&ot;极端自私&ot;。

试想，以天下人之卑贱而独尊一人，以天下人之贫困而奉养一族，以天下人之痛苦而捍卫一姓，难道不是极端的自私？何况就连所谓&ot;官员不隶属于任何私人&ot;，也要打折扣，因为他们都得隶属于皇帝。

因此即便是认为&ot;其为制，公之大者&ot;的柳宗元，也不得不承认&ot;其情私也&ot;。

可见帝国制度的&ot;公有&ot;性质十分可疑，也可见&ot;天下为公&ot;未必就好，还要看它是不是真正的公有制，以及这种公有制是怎样形成的。

也就是说，要看产权问题是否得到了合理的解决。

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帝国制度无法自圆其说，因为它根本就产权不清。

第五章内在矛盾二产权问题

奇怪！

帝国的产权怎么会成为问题呢？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不是很清楚吗？

然而这个说法其实是含糊其辞似是而非的。

且不说在邦国时代，&ot;王土&ot;早已层层瓜分给诸侯和大夫，便是在帝国时代，它也并非当真为国家或皇帝所有，否则就不会有土地的买卖。

事实上土地不但可以买卖，而且官府还要在契约上盖印，称为&ot;红契&ot;。

不经官府而私相买卖的契约，则叫&ot;白契&ot;。

无论红契白契，都是土地买卖的凭证，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也都能得到社会的承认。

很显然，这是与&ot;土地王有&ot;的概念相冲突的。

因为土地如果当真&ot;王有&ot;或&ot;国有&ot;，此种买卖岂非盗卖？

因此有人认为，所谓&ot;溥天之下，莫非王土&ot;，所指并非国土产权，而是领土主权。

但我们知道，领土主权，乃是一国相对他国而言。

然而在邦国时代，中国人并不认为&ot;天下&ot;之外还有国家，领土主权只存在于封建诸国之间，所以诸侯有主权问题，天子反倒没有。

在帝国时代，中国人也只知道&ot;天下&ot;，不知道&ot;国际&ot;。

所谓&ot;天下&ot;，就是以&ot;中国&ot;（中央之国）为核心的世界。

居住在&ot;中国&ot;的天子，是天道的唯一代理人。

周边番邦，则无非天子臣僚，中国臣属，只不过有的已能控制，有的鞭长莫及，有的已心悦诚服，有的还心存异念而已。

因此应区别对待，恩威并施，或接受其孝敬朝贡，或在适当的时候对其进行讨伐。

总之，天下是天子的。

他与番邦之间，顶多只有势力范围，没什么领土主权可言。

那么，&ot;溥天之下，莫非王土&ot;是指&ot;治权&ot;吗？也不是。

治权是针对人民而言的，并不针对土地。

因此&ot;溥天之下，莫非王土&ot;说的只能是产权（所有权），&ot;率土之滨，莫非王臣&ot;说的才是治权（统治权）。

当然，这两句话的落脚点，确实在于治权。

但治权要以产权为前提，即产权决定治权。

没有产权，又何来治权？事实上，所谓&ot;溥天之下，莫非王土&ot;，也不仅指统治范围，更是指统治依据。

也就是说，正因为整个天下都是&ot;王土&ot;，所以，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民，才&ot;理所当然&ot;地只能是&ot;王臣&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