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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章（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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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家之上的单一的普遍标准存在。

虽然犹太人复仇的呐喊是可理解的，在

这个事件中，如果艾希曼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被直接击毙‐‐一个

直接的复仇行动，正义可能被更好地满足了。

此案审判的合理性不是因为反

犹太人罪，而是因为反人类本性罪。

着眼点不仅是受害者，还有行为本身。

&rdo;

让阿伦特担心的不仅是审判的名义问题，而更重要的是隐藏在审判背后

的实际究竟是什么？她认为以色列人并不理解艾希曼所犯罪行独特的新性

质，这表现在他们将艾希曼一案看作是调查反犹太人罪行。

对以色列人来说，

纳粹是在反犹主义传统中所犯的长长的一系列暴行之一。

而在阿伦特看来，

纳粹的罪行，理性地屠杀整个种族群，是人类历史上一种新的可怕的可能性

的开始。

但以色列人一开始就试图将艾希曼不是作为一个人，而是作为一个象征

来审判。

在审判前以色列总理本&iddot;古里安就说：&ldo;在被告席上受到历史审判

的不是一个个人，不只是纳粹政权，而是贯穿历史的反犹主义。

&rdo;阿伦特敏

锐地发现了藏在这个目的后面的几个动机，向世界表明犹太人的命运，以俘

获世界各国的良心作为保卫以色列国家的一种手段；向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

太人表明作为少数族群生活的悲惨；向以色列人民表明犹太复国主义对于恢

复犹太英雄主义的有效性。

这些动机显然是出于以色列国家生存的考虑，与

正义并无关系：&ldo;任何对正义单一的强调都必然要将法律与道德分开；它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