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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第2页）

因为在这样一种空间状态下，任何人都只有进入一定的圈子，才会有安全感，也才会觉得与&ldo;城&rdo;协调。

北京的圈子特别多，北京人特别爱&ldo;抱团儿&rdo;，就是这个道理。

结果当然也是顺理成章的：&ldo;城&rdo;这个圈子本身越大，被它圈住的小圈子的&ldo;圈子性&rdo;也就越强。

而小圈子的&ldo;圈子性&rdo;越强，则大圈子的&ldo;圈子性&rdo;也就越弱。

这样一来，当然也就只有城内各圈子的社区性（甚至没有社区性只有圈子性），而没有或少有全城的社区性或一体化文化

更何况，任何城都是要有墙的，而墙的文化功能，正在于分割空间。

这种分割，可以从大到小、由外至内而层层推进。

结果，如果城很大，城内圈子很多，那么，生活在最内圈、最里层的人，就不大能够感觉到城的存在，而只能感觉到自己圈子的存在。

滩就不一样。

滩没有空间阻隔，滩上的人也是个体的、只有松散联系的。

用上海话说，就叫&ldo;不搭界&rdo;。

既然人与人之间是相互&ldo;不搭界&rdo;的，则他们便只好和&ldo;滩&rdo;搭界。

因此，个体的、单独的、游移的人，反倒容易与&ldo;滩&rdo;认同，并通过与&ldo;滩&rdo;的认同，而与滩上其他人认同。

所以上海人平时在上海可能&ldo;不搭界&rdo;，一到外地，却很容易&ldo;扎堆儿&rdo;、&ldo;成气候&rdo;。

上海人比北京人社区特征更明显，到了外地也比北京人更&ldo;扎眼&rdo;，原因之一可能就在这里。

所以，北京城与上海滩，就有着不同的文化品格。

北京文化是兼容的。

官方体制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和民间民俗文化处于一种多层共生状态，各拿各的号，各吹各的调。

各类圈子，和平共处，相安无事，井水不犯河水，并无统一的社区性。

如果说有什么共同之处，那就是北京才有的&ldo;大气&rdo;：大雅、大俗、大派头。

要之，北京是雅能雅到极致，俗也能俗到底俗到家。

比方说，你能想象用诸如&ldo;奥皮&rdo;、&ldo;驴肉&rdo;或&ldo;小脚&rdo;、&ldo;裤子&rdo;之类的词儿来作地名北京就能。

北京不但有&ldo;臭皮胡同&rdo;、&ldo;驴肉胡同&rdo;，而且还有&ldo;母猪胡同&rdo;和&ldo;屎壳螂胡同&rdo;；不但有&ldo;小脚胡同&rdo;、&ldo;裤子胡同&rdo;，而且还有&ldo;裤裆胡同&rdo;、&ldo;裤脚胡同&rdo;。

任谁也不敢相信这是皇上眼皮底下的地名儿。

嫌俗？改了就是。

比方说，把&ldo;灌肠胡同&rdo;改为&ldo;官场胡同&rdo;。

这可真是只有北京才可能有的文化奇观。

上海文化则是消融的。

各色人等，自由发展，公平竞争，但最终却把他们统一于上海的社区性。

精英分子固然难免因此而有些&ldo;海派作风&rdo;，中小市民却也会因此而多少有些体面和雅致。

结果，上海人无论职业阶层、社会角色如何，都会多少有些&ldo;上海味&rdo;。

因为他们都生活在这个高度社会化和高度一体化的上海滩上。

他们的生活方式大体相仿，他们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当然也就难免大体，致。

甚至上海的街道名称也没有北京那么五花八门，它们往往是真正的&ldo;地名&rdo;：东西向的多以城市命名，如南京路、北京路；南北向的则多以省份命名，如福建路、四川路；总弄文弄则标以数字，一看就知道是上海的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