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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第1页）

然而，即便是这个怪模怪样、不伦不类的城墙，也没能存在多久。

上海开埠以后，城墙之阻碍车马行旅、金融商情，很快就成为几乎全体上海人的共识。

于是，在官绅士商的一致呼吁下，上海城墙被拆除。

上海，几乎成了中国历史上建城最晚而拆墙最早的城市。

比起上海天翻地覆并极具戏剧性的变化，城墙的拆除也许不过小事一桩，但却颇具文化上的象征意义。

因为没有墙的城是不能算作城的。

城也者，因墙而成者也。

没有了那个&ldo;土围子&rdo;，还能算是城事实上，上海从其历史真正开始的那一天起，似乎就没有打算成为什么&ldo;城&rdo;，当时的中国政府也没有像建设其他城市那样按照&ldo;城&rdo;的模式来对上海进行规划，反倒把上海最好的地段拱手相让。

1846年，也就是上海开埠后的三年，英国人首先占据外滩以西的一片土地，建立了英租界，首开租界之先河。

此后二十年左右，中国历史上特有的租界制度，便在上海得以确立，并整整存在了一个世纪，同时还波及到其他城市。

这种事情，在北京显然是想也不敢想的。

天子脚下的首善之区，岂容&ldo;化外之地&rdo;？然而上海却可以。

在当时的中国政府看来，上海无疑是微不足道的。

上海既不产稻米，又不产丝绸，风水也不怎么样。

鬼子们既然傻乎乎地看好那地方，那就赏给他们，随他们折腾去，谅他也成不了什么气候。

现在看来，道光爷、咸丰爷们显然是失算&ldo;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rdo;口子一开，太平洋上强劲的海风，自然是长趋直入，何况又占领了这样一个滩头地段？西学之东渐，自然便有了一个最为便当的跳板和基地。

于是，为当时并不看好上海的人始料所不及，半个世纪之后，上海便出落成与北京迥异的国际化大都会，而且处处与北京作对。

早在1917年，海上文人姚公鹤便指出：&ldo;上海与北京，一为社会中心点，一为政治中心点，各有其挟持之具，恒处对峙地位。

&rdo;（《上海闲话》）事实上也是如此。

本世纪初，上海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大本营，公然与北京政府分庭抗礼；本世纪中，它又变成了&ldo;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rdo;的策源地，公然&ldo;炮打&rdo;北京的&ldo;资产阶级司令部&rdo;。

至于文化上的南北之争、京海之辩，自然也不在话下。

更何况，上海虽然抢了滩头，却也并非没有后援。

天津、汉口、广州、厦门、宁波、香港，都在和上海浮鼓相应。

其中，天津近在京畿，汉口深入腹地，意义尤其不同凡响。

总之，山下之城，已难抵挡水边之滩的挑战。

当然，上海一开始并没有想那么多。

一个多世纪前的上海，最忙的事情是&ldo;摆摊&rdo;。

那都是些什么样的&ldo;摊子&rdo;‐‐江海关、跑马场、招商局、巡捕房、交易所、礼拜堂、西菜馆、拍卖行，全都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那又是些什么样的&ldo;摊主&rdo;‐‐冒险家、投机商、殖民者、青红帮、皮条客、拆白党、交际花、维新党，全都踌躇满志，胆大妄为。

城墙拆除了，心理框框也打破了；租界建立了，新的观念也产生甚至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职业也出现了：买办、律师、记者、翻译、经理、职员、会计、邮差，甚至还有&ldo;黄牛&rdo;、&ldo;包打听&rdo;之类，当然还有产业工人。

但无论何等人物，其谋生方式和消费方式，都大不同于传统社会。

上海，变成了地地道道的&ldo;新世界&rdo;。

这个新世界立即就对国人和洋人都产生了吸引力，而它也以一种来者不拒的态度对待外来者。

很快，上海就变成了中国移民程度最高的城市。

江苏、浙江、安徽、广东、湖北、山东等临近省份的同胞大量涌入，英、法、美、日、俄、德、意、比、葡、奥、印度、丹麦、波兰、捷克、西班牙等世界各国的洋人也纷至沓来，正所谓&ldo;人物之至者，中国则十有八省，外洋则甘有四国&rdo;。

其中自然不乏社会名流、文化精英、前卫战士、革命先驱。

他们走进这并无城墙阻隔、一马平川极为开阔的上海滩，各行其道，各显神通，把上海的摊子越铺越大。

上海文化正是这些移民们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