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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2页）

。

当年，我为了逃避那个没有温暖的“缺陷家庭”

，“恰好”

走进了书店；今天的的孩子还会像我那样幸运吗？

鲁迅在《随感录》中说：“中国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后是只要‘人’之父！”

“孩子之父（母）”

与“人之父（母）”

体现的是本能与理性的差别，是“本我”

与“自我”

的差别，是动物性与人性的差别；一词之差，天上地下。

四．　自欺的证明

九十年代初，大概是九二年，七十多岁的父亲终于入党，实现了他的夙愿。

那是在一次看望他们时“妈妈”

说的：

“知道吗，你爸爸入党了。”

说这话时，爸爸在一边流露出一种得意的神态。

“妈妈”

抱怨：

“这么大岁数还入党，也不知图个什么，还得交不少的党费。”

多年的坚持，终于感动了不甚了解他的丰台区老干部处的党组织。

从表面上看，四十年代投

身革命，半个世纪的追求始终不渝，确实让人感动。

我也在想，父亲如此地执著，到底图的是什么呢？

或许在他年轻的时候，也曾想过入党作官；但他更想要的是证明他自己。

列宁曾经指出，革命队伍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抱着形形色色目的加入的“同路人”

，这个观点在五九年“反右倾”

时被充分发挥，康生写过一篇文章，指责“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不过是跑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他们从来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不过是党的同路人。”

抛开这里“左倾”

的成分，“同路人”

的观点倒是说出了一个事实。

父亲当年参加革命，不过是要证明他（他们）的行为是“革命”

的。

我想不出父亲在四六年还能找出什么别的理由，还能跑到什么别的地方，才能给自己喜新厌旧，抛妻弃子的行为罩上一层“正确”

的光环，才能逃避舆论的谴责，才能欺骗自己的良心。

也就是说，当“里比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