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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2章（第2页）

郭沫若说：让我那些文章，一把火烧个精光大吉尽管郭沫若对于&ldo;文化大革命&rdo;初期的批判活动很不理解，也很不满意，但他看了许多批判自己的来信以后，心情是沮丧而沉痛的。

1966年4月，林彪、江青一伙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在《解放军报》公布了。

他们全盘否定了&ldo;五四&rdo;以来，特别是30年代文艺工作以及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全部成就，诬蔑建国以来的文艺界&ldo;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rdo;;声称要&ldo;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rdo;。

郭沫若的大部分成名作品是在&ldo;五四&rdo;至三四十年代创作的，建国以来他又一直位居文艺界的高位。

《纪要》的严重指责不能不使郭沫若感到汗流浃背，坐立不安。

看来躲是躲不过了，不如先向自己放一把火。

1966年4月14日，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上，听了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所作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后，在会上即席发言，讲出了当时令文化界颇为震惊的一段话：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

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说了这些违心的话不几天，郭沫若就到四川去了。

他想回老家看看，缓解一下紧张的心情。

谁知，正在上海组织人马起草《五&iddot;一六通知》的康生，对于郭沫若的讲话发生了很大的兴趣。

他通过电话，要求《光明日报》尽快发表郭沫若的讲话，要使这篇东西成为&ldo;文化大革命&rdo;的一发&ldo;信号弹&rdo;。

最后，郭沫若的讲话稿被送到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

毛泽东看了感到很好，这个时候正需要有声望有影响的人出来讲这样的话，于是大笔一挥，同意见报。

4月28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郭沫若的讲话，题目是《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

5月5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讲话。

郭沫若要求&ldo;烧书&rdo;的讲话公开发表后，在国内外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国内知识分子读后瞠目结舌，一些造反派借此要求打倒郭沫若。

国外反动势力利用讲话大肆反华，攻击中国。

许多日本友好人士要求到中国访问郭沫若，看他是否被迫发表&ldo;烧书&rdo;言论。

一时，弄得郭沫若狼狈不堪。

郭沫若不得不出面解释他要自己&ldo;烧书&rdo;的意思。

7月4日，他在北京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向与会作家阐述了中国&ldo;文化大革命&rdo;的意义和方针，同时，也为自己的讲话作了一番解释，说：&ldo;日本有一位批评家，说我是被迫检讨，要烧自己的书，比二千多年前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还要残暴和傲慢&rdo;，&ldo;我检讨了我自己……这是我的责任感的升华，完全是出自我内心深处的声音&rdo;。

&ldo;作为对人民负责的革命作家要不断进行自我改造，不断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在我们这里是极其平常的事。

&rdo;

1967年8月，郭沫若在回复一位文学青年的信中，对于&ldo;烧书&rdo;的说法又作了一种新的解释。

他说：&ldo;凤凰每经五千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

这就是我所说的&lso;烧掉&rso;的意思。

&rdo;

然而，不管郭沫若如何解释他的&ldo;自焚&rdo;与&ldo;再生&rdo;，他的讲话在&ldo;文化大革命&rdo;的初期起到了不好的政治效果，被康生、江青之流利用推动了极&ldo;左&rdo;思潮的进一步扩张，而郭沫若本身也并未因此而逃脱&ldo;文革&rdo;的灾难。

两年中失去两个儿子，郭沫若仍需高声颂扬&ldo;文化大革命&rdo;就在郭沫若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在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发言阐述&ldo;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rdo;的伟大意义时，北京大学已经开辟了一个专门批判郭沫若的专栏，那里贴满了&ldo;打倒郭沫若&rdo;的大字报。

这与江青一伙放出的批判信号紧密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