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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第2页）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王朝亦然。

何况人口和财富的剧增，会使一个王朝从适中状态迅速发展成超级大帝国，其结果必然是官僚机构庞大臃肿，中枢机关指挥失灵，地方势力尾大不掉，一有突发事件便顾此失彼。

这是所有超级大帝国共同的问题，正所谓&ot;大有大的难处&ot;。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帝国也好，王朝也好，积弱固然必至瓦解，积强也同样会至于崩溃，而且盛极之后，必是衰亡。

道理很简单：过速的燃烧只能导致提前的熄灭，而只有退回到类似于秦朝末年的那种低水平状态，帝国制度才能重新找回自己存在的依据。

于是动乱就成了必然甚至必须。

诚然，一顶顶王冠落地并不足惜，一个个王朝覆灭也不足惜，但千百万百姓无辜被杀呢？千百座城池无端被毁呢？千百年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灰飞烟灭呢？更何况我们民族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竟只是为了维持帝国制度的生命，而且其直接原因，又竟然是人口和财富太多！

这才真是悲莫大焉！

那么，过剩的人口和财富当真就没有出路吗？

当然有。

而且严格地说，人口和财富也并不过剩。

因为我们还有许多事情可做，许多事情要做，比如发展教育，发展科学，发展工商业。

但帝国对此要么不感兴趣，要么心存忌恨。

结果，体力劳动者基本上只有农业生产一条路，一旦地少人多，就危机四伏；脑力劳动者则基本上只有读书做官一条路，一旦僧多粥少，便弊端丛生。

帝国对科学和工商业持敌视、仇视、蔑视态度并不足为奇，但王朝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变法不能成功即其中之一。

比如在王安石的时代，如果有多家可以竞争的商业银行来进行贷款，又有独立司法的民事法庭来解决经济纠纷，朝廷不过进行宏观控制（比如规定利息不得超过二分），则青苗法的实施就绝不会是当时那种情况。

但这完全不可能。

因为多家竞争的商业银行和独立司法的民事法庭，都只能是商业社会的产物，农业帝国是闻所未闻的，也是不可想象的。

甚至于，帝国还根本不能允许相互竞争的商业银行和独立司法的民事法庭存在。

钱财由银行支配，则置户部、藩司于何地？司法可以独立，则置刑部、臬司于何地？老百姓都独立自主了，爱贷款就货款，不爱贷款就不贷款，什么都按经济规律办，不按道德和王法办，则置皇上、朝廷干何地？

的确，对于只身一人君临天下的帝王来说，效忠远比效率重要，守住祖宗家业也远比发展民生事业重要。

人口富余没有关系，有作为的君王可以用来侵略扩张；财产富余也没有关系，无作为的君王可以任由官员贪污挥霍。

这些钱财，用于自然科学的研究简直就匪夷所思，用于发展工商业则万万不可。

帝国制度的合理性，是以普遍的贫穷落后为前提的。

如果普遍富裕起来，将置帝国于何地？

这就是帝国的逻辑了。

也就是说，它宁肯普遍贫穷落后，也不愿意发展国计民生，更不愿意发展工商业。

当然，不会有人说国计民生不重要，工商业也一直存在并发展着。

事实上，每个王朝的鼎盛时期，也就是它的工商业发达的时期。

汉、唐、宋、明，皆如此。

西汉末年，长安、洛阳、郑州、南阳、邯郸、成都、临淄，都是商业繁荣的大都市，明代则有商业大城市三十三个。

与之相对应，则是非农业人口的急剧增加和工商业从业人员的队伍庞大。

东汉王符说，洛阳地区的守本工商是农民的十倍，离本工商则又是守本工商的十倍（《潜夫论》）；而据日本学者桑原先生考证，唐代末年仅被黄巢杀死的外商就多达十二万人。

至于贸易额，自然也很可观。

比如北宋神宗时期国内贸易总额就达三亿两千万贯，岂能说不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