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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章（第2页）

宋神宗和王安石去世后（公元1085年和1086年）没多久，就发生了&ot;靖康之难&ot;（公元1127年初），正所谓&ot;宋人议论未定，金人兵已过河&ot;。

从熙宁变法，到北宋亡国，前前后后也不过五六十年光景。

我们当然不能说北宋王朝是王安石搞垮的，但变法加速了王朝的覆灭，恐怕也是事实。

那么，难道是新法真有问题？

应该说，王安石实行的新政无一不是出自良好的愿望，许多政策都兼顾了国家和民众的利益，甚至是很替农民作想的。

比如&ot;青苗法&ot;就是。

&ot;青苗法&ot;的精神是&ot;摧兼并，济贫乏&ot;，意在免除农民所受的高利贷盘剥。

具体的做法，是每年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向农民贷款，秋后再连本带息一并归还。

利息自然是很低的，农民负担得起。

所借原本库中陈粮，国家负担不重。

官府借出余粮，可解农民燃眉之急；秋后收回利息，可增王朝国库之资。

这难道不是两全其美？难怪王安石会夸下海口：我不用增加赋税也能增加国库收入。

但是实际操作下来的结果却极其可怕：国家规定的、充分考虑了农民利益的低息贷款，变成了一种官府垄断的高利贷。

利息之高，竟达到原先设定的三十五倍！

更可怕的是，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给全国各地都下达了贷款指标，规定各州各县每年必须贷出多少。

这样一来，地方官就只好硬性摊派了。

当然，层层摊派的同时，还照例有层层加码。

于是，不但贫下中农，就连富裕中农和富农、地主，也得&ot;奉旨贷款&ot;。

结果是，老百姓增加了负担，地方官增加了收入。

而且，他们的寻租又多了一个旗号，可以假改革之名行腐败之实了。

问题在于王安石并没有错。

第一，他的动机是好的，出发点也是对的；第二，他的方案原本是可行的，而且在？？？县试行时效果良好；第三，他不全面铺开，不下达指标也是不行的。

不全面铺开，变法就是纸上谈兵；不下达指标，官员就会置若阁闻；而一旦全面铺开，并下达指标，新政就会南辕北辙，面目全非！

那么，地方官不从中盘剥不行吗？不行，其原因已如前章所述。

把地方官统统除名也不管用，除非不要官僚集团，这当然也办不到。

在这一点上，无论王安石，还是司马光，都没有什么好办法。

大宋王朝是这样，其他王朝又何尝不是这样？熙宁变法如此，其他变法又何尝不是如此？唐德宗推行&ot;两税法&ot;，规定按财产收税，不按人头征赋。

除土地税外，其余租庸杂徭一律免去。

这原本是为了抑制豪强，保护小民。

然而结果却是小民叫苦不迭，官员大发横财。

因为两税法实行后，流通减少，物价下跌，朝廷不得不改征实物，地方官员便趁机加收耗羡，由规定的百分之二加到百分之十，倒霉的还是老百姓。

张居正的&ot;一条鞭法&ot;亦然。

一条鞭法将田赋力役合而为一，按亩计数，以银纳税，简化了手续，明确了任务。

然而具体执行过程中却往往是巧立名目，鞭外加鞭（类似于税外加费），某些地方收取的手续费竟超过正供的一倍以上。

这可真是你不改革我还好，你越改革我越糟。

审诸历代变法，概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