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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第1页）

看来根本的原因仍在于制度，而帝国制度本身是荒谬和矛盾的。

帝国是一家没有股东和股权的大公司。

它的财富产权不清，权力来路不明。

明明要靠赋税来支持运作，却不肯承认纳税人是主人。

明明要靠暴力来维持统治，却偏要说成是皇恩浩荡。

结果，最有资格进行监督的人（人民）无权监督，最该接受监督的人（皇帝）不受监督，夹在中间的官僚集团正可以上下其手两头通吃。

这样的制度，又有什么指望呢？

唯一可以指望的是道德。

不可否认，正是由于道德的作用，帝国的官员才不至于腐败得全军覆没。

在帝国的历史上，确实不乏克己奉公的各级官员，也不乏为了遏制腐败打击贪官坚持斗争甚至以身殉职的监察官员。

他们是一些有理想有信念的人。

在他们看来，为理想和信念而献身，是崇高和光荣的。

事实上，他们也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帝国的表彰和人民的崇敬（比如包拯，比如海瑞）。

然而就大多数官员而言，这种崇高和光荣并不可效法，因为代价太高。

同样，肆无忌惮地贪赃枉法也不可效法，因为风险太大。

比较可行的是贪赃不枉法，贪得而有厌。

比方说，收取大家都收的&ot;耗羡&ot;和&ot;陋规&ot;，在权限范围内，即在不明显违背帝国法规和公认道德的前提下，为自己和他人适当谋取利益。

这很可能是大多数官员的心态。

平心而论，作为饱读儒家经典的人，这些官员也曾经是有理想和信念的。

可惜理想和信念并不能当饭吃。

过低的俸禄，使他们不能不选择大家都尚能认可的&ot;非典型腐败&ot;。

我甚至怀疑，所谓&ot;官场陋规&ot;，便正是出于这种心态而被发明出来的。

那么，帝国又为什么要实行低薪制呢？

低薪自然有低薪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所谓&ot;道德原则&ot;。

在中国古代社会，道德是至高无上的。

它不但是&ot;立国之本&ot;，而且是&ot;治国之方&ot;。

也就是说，国家政权既靠道德原则来建立，国家政令也靠道德原则来执行。

这样，作为国家政令的颁布者和执行者，各级官员在理论上就应该是道德的楷模。

他们应该带头勤俭节约，廉洁奉公，当然也就不能拿过高的薪水，以免玩物丧志，浪费奢靡。

相反，如果他们能够克勤克俭，缩衣缩食，以为君父分忧，以为小民垂范，则可保国富民强，天下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