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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第2页）

人一死，他的政治也就结束，这就叫&ot;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ot;，简称&ot;人亡政息&ot;。

国家要长治久安，当然不能寄希望于此。

何况，人有善恶贤愚，并不都是&ot;治人&ot;。

即便是智者贤人，也百密难免一疏，千虑难免一失。

如果将国家的生死存亡系于一人之身，岂不危险？因此，人治的方式只能是特例，不能是常规。

它往往发生在动乱时期和帝国前期。

因为那时国家纲纪败弛，百废待兴，非得有超强人物来力挽狂澜不可。

但，正如&ot;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ot;，人治可以开国，却不能治国。

单靠个人的魅力和威望来治理国家，是靠不住的。

实际上，&ot;任人任法，皆言治也&ot;（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三），帝国不可能单纯地只讲&ot;人治&ot;。

人治是部落时代的产物。

在部落时代，一个人成为领袖，成为管理者，靠的是他的个人魅力和能力。

正因为他能力高强，又公正廉明，所以大家自愿服从他的领导，这就是柳宗元《封建论》中所谓&ot;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ot;。

这时，领袖们得到的，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尊敬。

社会服从的，也是他们的个人意志和个人决策。

这就是&ot;人治&ot;。

邦国是由部落国家和部落国家联盟过渡而来的半成熟国家形式，因此也部分地保留了人治的遗风。

尤其是在春秋战国，天下大乱，礼坏乐崩，群雄并起，逐鹿中原。

普天之下，没有一个绝对的权威，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法度。

要把族群凝聚起来，存亡继绝，卫国保家，确实需要领袖人物个人的能力和魅力。

因此，那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

甚至直到秦末，都如此。

读中国史，前面的故事总是比后面的好看，道理就在这里。

实际上，在一个&ot;小国寡民&ot;的社会里，人治未必就不好。

只要那人是&ot;治人&ot;，效果可能比法治还好得多。

帝国时代却不能再靠人治，因为帝国是完全的、成熟的国家形式。

国家与氏族有三点不同。

第一，氏族按照血缘来划分族民，国家按照地区来划分国民。

第二，氏族靠个人魅力和威望来管理社会，国家则靠公共权力。

第三，氏族处理事务、平息纠纷的依据是风俗习惯，国家的依据则是法律。

这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告诉我们的。